李晓航的博客

毛泽东登的是黄鹤楼吗？

lixiaohang — Sat, 10 January 2009 22:10:45 +0800

毛泽东登的是黄鹤楼吗？

李晓航

《菩萨蛮·黄鹤楼》是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蛇山登高触景、感怀国是的咏怀之作。词因登临而发，又题为《黄鹤楼》，许多注家便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当年登的是黄鹤楼，实属无中生有的笑谈。自从这首词发表以来的五十多年间，许多注家对黄鹤楼的题解和注释，多有讹误，甚至一些深具文史修养的学者，亦对黄鹤楼的史迹众口铄金，以讹传讹。

目前学术界对黄鹤楼的误注，大致有这样四种：

其一，说“这是毛主席早年登黄鹤楼写景抒情的一阙小令”⑴ “这首词的题目是‘黄鹤楼’，实际上是写登黄鹤楼时所见所感。”⑵说明1927年毛泽东来此游览时，黄鹤楼尚存，登的是黄鹤楼。这是比较通行的看法。

其二，说“现在在那里已经修筑了长江大桥，楼已拆去，武汉市正在蛇山顶上重建黄鹤楼。” ⑶或说修建长江大桥时，“已将黄鹤楼改建于龟山顶上。”⑷说明黄鹤楼在建国后才被拆掉，并于建桥后不久在蛇山顶上重建，或已改建于龟山顶上。

其三，说毛泽东登临的是清末改建于黄鹤楼故址附近的警钟楼。⑸说明毛泽东当年登的是警钟楼。

其四，说“清光绪（1884年）因黄鹤楼附近失火延烧被毁仅存遗址，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时拆去遗留建筑物”。⑹ “1927年作者到黄鹤楼游览时只存遗留建筑物警钟楼，1985年6月在重新扩建后开放。”⑺说明建桥拆去的是黄鹤楼遗留建筑物，并在黄鹤楼原址上扩建。

凡此诸说，均系对黄鹤楼史迹缺乏详尽了解之误，属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只需仔细查阅有关黄鹤楼的历史文献，或亲临黄鹤楼考察，就不会犯下这些常识性史实错误。

黄鹤楼沿革

黄鹤楼在历史上几经兴废，多次遭毁。据历史记载，黄鹤楼旧址在武昌蛇山的黄鹤矶（一作黄鹄矶）上，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唐代的黄鹤楼，多有诗文的形象描写，因唐颢作诗吟诵而声名大作，可惜至今没有翔实的资料可以说明唐楼的形制和兴废情况。北宋时黄鹤楼大概重建了一次，根据是当时留传下来的诗文和绘画。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在《入蜀记》中写道：“黄鹤楼……号为‘天下绝景’。 ……今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端平初年（约1234-1236年间），周弼又作有登黄鹤楼诗数首，说明南宋中期以后可能再次重建。元初，陈孚等有登黄鹤楼诗数首，证明有楼存在。明代，据《武昌府志》等文献记载，嘉靖和万历年间黄鹤楼毁于火两次，均重建。到崇祯年间可能再次毁于张献忠进军湖北之役。⑻

清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 ，由总督官文、李瀚章，巡抚郭伯荫主持重建。此次重建共动用1千余名工匠，耗银3万余两。全楼外观3层（法天、地、人三才），内部实体6层（合卦辞“六爻”），檐柱28根（表“二十八星宿”），屋脊72条（示“七十二候”），斗拱360朵（合周天三百六十度），是根据我国传统天文学、地理学、宗教等数字和观念而精心设计的，这也是历代古黄鹤楼中最有气势的一座，今楼的设计多借鉴和模仿了此楼的优点。

不幸的是，清光绪十年八月初四(1884年9月22日)，一场意外的民房大火秧及黄鹤楼，一夕之间，画栋雕梁化为灰烬。五天后，即八月初九的上海《申报》，以《鄂垣大火》为题报道了这场火灾：“初四晚……汉阳门外街东门坡（笔者按：应为董家坡）地方，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灯倾落，施救不及，遂至燎原。……火鸦飞舞，城内黄鹤楼第二层护栏亦被延及，立兆焚如。……烧至八点多钟，楼向南倒……”⑼ 这场大火，把黄鹤楼烧得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铜顶。

这座古代最后一座黄鹤楼焚毁后，再次重建黄鹤楼之议，不绝于耳。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到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蒋介石，以及湖北地方当局，都曾动议重建黄鹤楼，但由于社会凋残，国家千疮百孔，始终“只见文章不见楼”，重建黄鹤楼之事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动工前的1955年4月29日，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正式决定重建黄鹤楼，随即组织研究选址、式样、经费等问题。由于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重建工作受到影响，被迫搁置。1981年10月，黄鹤楼重建工程破土开工，1985年6月，新建的黄鹤楼对外开放。

这就是说，从清光绪十年(1884年)焚毁至1985年重建落成，在这一百年间，黄鹤楼是不存在的。1927年春，毛泽东来此游览时，黄鹤楼已毁43年，空余其名，自然不可能登黄鹤楼。毛泽东终其一生，也未曾见到黄鹤楼。有的注家不了解这个史实，以为黄鹤楼至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才拆除，甚至称“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就亲临黄鹤楼”，⑽显系讹误。

毛泽东是否登楼？

黄鹤楼既已不存，有人便认为毛没有登楼，只是来此“凭吊”，称“1927年夏，毛泽东登黄鹄矶，凭吊黄鹤楼废墟或曰遗址”⑾此说看似有几分道理，但亦属误判。

首先，查毛泽东较早的一幅该词手稿，词末明确写着“寄调菩萨蛮登黄鹤楼一九二七”，词题“登黄鹤楼” 四个字，分明有个“登”字，足见毛泽东不是凭吊遗址，而是登楼了，不过登的不是黄鹤楼。

其次，该词上阙“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是登楼远眺所见景象，若未登楼，则视野有限，未必这么写。

再次，既已登楼，就涉及登什么楼的问题，黄鹤楼虽毁，故址区是否只是一片废墟或残存的遗址，无楼可登了呢？也非如此。毛泽东来此时，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废墟，也不存在遗址之类的残存物，而是另有两座标志性建筑，这就是建筑年龄已超过二十年的警钟楼和奥略楼。可见有楼可登。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故址主持修建一栋两层仿西式红砖楼房，楼顶装有大钟，周边民众称之为“钟塔”或“警钟楼”，系近代用于瞭望的设施。民国初年有人利用此处开酒馆，又名“纯阳酒楼”，简称“纯阳楼”，楼名借用黄鹤楼传说中吕洞宾（号纯阳子）跨鹤成仙的典故。

清朝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在离鄂赴京上任之后，他在湖北的老部下和门生故吏，为纪念他治鄂期间的政绩，拟在原黄鹤楼故址附近，聚资建造风度楼。张之洞闻讯，致电阻止，说：本阁部堂治鄂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之二三耳。此举徒增懊歉，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⑿但当事者照常集材施工，第二年，风度楼在钟警楼不远处建成，楼后立张之洞坐祠，颂其功德。楼建成第二年，张之洞认为楼名不妥，致电湖广总督陈夔龙说：“黄鹄山（即蛇山）上新建之楼，宜名‘奥略楼’，取晋书刘弘‘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于是亲书匾额“奥略楼”三字送鄂，风度楼遂改名为奥略楼。

正是由于黄鹤楼故址区这两座楼的存在，导致了后来有人张冠李戴，讹传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拆除的是黄鹤楼。

毛泽东登的是什么楼？

毛泽东登的不是黄鹤楼，那是什么楼呢？笔者经查黄鹤楼史迹文献认为，毛泽东登的是奥略楼。

奥略楼高三层，楼体呈矩形，它沿袭了楚地古楼阁的建筑风格，其形制与黄鹤楼多有相似之处，且仿悬黄鹤楼“南维高拱”匾额，挂“大江东去”、“爽气西来”的对联，又坐落在黄鹤楼故址附近，所以自奥略楼建成后，许多未见过黄鹤楼又不明就里的游人来此游览，很容易将奥略楼误识为黄鹤楼。⒀如恽代英就在1917年2月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上鹤楼一游，此新年第一次游鹤楼也。”

1957年9月初，毛泽东视察武汉长江大桥时问起黄鹤楼，陪同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回答说，黄鹤楼因修建大桥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毛泽东接着说：“应当修，这是历史古物。”⒁显然，连王任重这位黄鹤楼故地的最高首长，也误把奥略楼当作早已不存在的黄鹤楼了。

2008年10月，笔者利用参加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武汉举办第八届年会的机会，与会议代表一同参观了黄鹤楼和都府堤41号毛泽东旧居，笔者曾就毛泽东当年登的是什么楼的问题询问有关知情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脱口回答：“毛泽东登的是奥略楼。”并告知笔者，许多人把毛泽东当年登的那座楼说成是黄鹤楼，是不对的。这更加证实了笔者的判断。

1955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黄鹤楼已毁71年，所以拆除的不是黄鹤楼，也不是黄鹤楼的遗留建筑物，而是黄鹤楼焚毁后在故址区新建的奥略楼、警钟楼等建筑物和一座元代建筑胜像宝塔。黄鹤楼是木质结构，焚毁后只遗留一座铜顶，并未留下类似圆明园残垣断壁之类的遗留建筑物。黄鹤楼在建桥时也没有重建，重建黄鹤楼是三十年后的事。如今的黄鹤楼，也并非在黄鹤楼原址上重建或扩建，黄鹤楼原址在修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被占用，重建的黄鹤楼在距原址约一千米左右的蛇山顶。

另有注家称：“据说至光绪末年，巡抚端方于黄鹤楼旧址上建了一座警钟楼，警钟楼后来又更名为纯阳楼。而民间既不称警钟楼也不称纯阳楼，仍呼之为黄鹤楼。”⒂ “由于黄鹤楼久负盛名，警钟楼又建在黄鹤楼旧址上，所以习惯上仍有人把警钟楼叫做黄鹤楼。”⒃此说不知言之何据，或许注家只知黄鹤楼故址有警钟楼，而不知另有奥略楼之故。

笔者经查多种实据认为，在黄鹤楼已毁的那些年，被时人叫做黄鹤楼的，是在黄鹤楼原址附近且与黄鹤楼形制相仿的奥略楼，而不是警钟楼。警钟楼与人们心目中的黄鹤楼形象迥异，且被时人诟病为“殊不雅观”⒄，民间似不可能将这座西式洋楼称为黄鹤楼。理由是：（一）据原武汉市重建黄鹤楼筹建办公室给陈一琴的信中说：“光绪末年曾于黄鹤楼旧址建‘警钟楼’，又名‘纯阳楼’。但从未叫过黄鹤楼。”⒅ （二）对老照片颇有研究的学者许扬在他的博客中，发表了三张不同时期与奥略楼有关的照片，明白无误地证实，奥略楼被时人混同于黄鹤楼。第一张是1915年出版的比例为1：40000的《汉口、汉阳及武昌》英文地图，在奥略楼位置上标注“Huang he lou”（黄鹤楼）；第二张取自日军侵华前后的一本图册，也将奥略楼习惯性地写作黄鹤楼；第三张是游人“1951.6.5摄于武昌黄鹤楼”的照片，游人背景即为奥略楼，楼上张之洞手书“奥略楼”的匾牌清晰可见。

当时人们之所以将奥略楼称为黄鹤楼，有的人是不知道黄鹤楼的历史而产生的误解，有的人知道此楼非黄鹤楼而有意如此称呼，表明人们对这座文化名楼的倾心和神往。

毛泽东是否知道自己登的不是黄鹤楼？

这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写这首词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如前所述，奥略楼在民间被当作黄鹤楼的误传，由来已久，毛泽东只是按当时人们的习惯将奥略楼称作黄鹤楼，这才有了他那幅手书中的“登黄鹤楼”。后来，毛泽东也许意识到自己当年登的不是黄鹤楼，便在《菩萨蛮·黄鹤楼》定稿中将“登”字去掉，仅以具有象征意义的“黄鹤楼”为词题了。但如今，许多注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没有弄清毛泽东删去“登”字的缘由，甚至认为“登”字可以保留，可以不删，⒆则有续貂之嫌了。

另一种可能是知道。因为奥略楼上悬有“奥略楼”三个大字的横匾，十分醒目，抬头可见。即便没有看见横匾，通古博今的毛泽东似也不可能把奥略楼误识为黄鹤楼。

如果后一种可能成立，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明明知道登的不是黄鹤楼，却仍将该词命题为“黄鹤楼”？

笔者认为，以毛泽东浪漫不拘的诗人气质，他很有可能明知眼前这座楼不是黄鹤楼，但为满足“黄鹤楼情结”，“反其意而行之”，偏把斯楼作彼楼，把奥略楼当作“心目中的黄鹤楼”，体味登临虚拟黄鹤楼的感受，借题发挥，应无不可。况且在黄鹤楼湮灭的百年间，多有咏诵黄鹤楼的诗文刊世，⒇自有其缘由。他把词题标为“黄鹤楼”，是采取写意手法，取用黄鹤的故事，点化唐代崔颢《黄鹤楼》中的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并非实登实见黄鹤楼。崔诗“空如黄鹤楼”是说实有其楼，毛词“黄鹤知何去”属用典，是说“不知黄鹤飞到哪里去了”，“知何去”的“黄鹤”，并非指黄鹤楼，而是指黄鹤。“剩有游人处”也未说实有黄鹤楼，含有黄鹤楼已名存实亡的意思。通观全词，也没有描绘楼本身的具体内容，而是写登楼所见景象。

细心的研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题为“黄鹤楼”而楼已不存，似乎存在文实不符的矛盾，其实不然，类似的为文之道，古已有之，这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颇有某些相似之处。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但他却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岳阳楼没有正面加以详细描述，而是将岳阳楼的盛景以“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避开了具体的写景，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引起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而且这篇文章赋予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可谓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自然也就无人去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反观毛词，亦然如此。写黄鹤楼，不一定要亲临亲登黄鹤楼，题为“黄鹤楼”，不过是借黄鹤楼的文化资源发其胸臆，这对理解词的内容，并无妨碍，而且人们对这首词的鉴赏，也不在写黄鹤楼上，而在其思接千载、抒情感怀上，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但如果认为“毛泽东登上黄鹤楼”云云，那实在就是无稽之谈了。

注释：

⑴陈友琴：《读毛主席<黄鹤楼>词》，《文学知识》1959年3月号。

⑵张涤华：《毛泽东诗词小笺》，安徽人民出版社1963年1月第1版，17页。1991年7月，安徽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张涤华的同名书，仍如此说。

⑶振甫著：《毛主席诗词浅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12页。

⑷《毛主席诗词学习参考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199页。

⑸龚国基著：《毛泽东与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6月第1版，第44页。

⑹陈绍伟编著：《毛泽东诗词辞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90页。

⑺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全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28页。

⑻艾定增：《今古黄鹤楼》，《百科知识》1986年第8期，第38页。

⑼转引自马昌松编：《黄鹤楼纵横谈》，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2页。

⑽魏波：《再读《水调歌头游泳》后的感受——兼论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卓越贡献》，《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论文集》（清样本），2008年10月，第156页。

⑾李丛昕：《黄鹤楼之事》，2007年3月11日《新民晚报》。

⑿刘禺生撰《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第1版，第58-59页。

⒀2007年10月10日《楚天都市报》副刊登载李壮的短文《奥略楼前的留影》和一张1955年4月作者与同伴在奥略楼前合影的照片，文中也说：“奥略楼常被误认为黄鹤楼。”

⒁冯天瑜主编：《黄鹤楼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7页。

⒂孙绩元：《从苍凉到感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八届年会论文集》（清样本），2008年10月，第158页。

⒃季世昌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第2版，第20页。

⒄李芷洲：“四十年前之黄鹤楼”，1932年10月7日《国剧画报》第1版。

⒅陈一琴主编：《毛泽东诗词笺析》，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2月第2版，第17页。

⒆刘汉民著：《毛泽东诗词修改赏析》，中国文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31、36页。

⒇于右任曾到过武昌，登临黄鹤楼故址览胜，作词《浪淘沙·黄鹤楼》；黄侃曾游览黄鹤楼故址，作诗《登黄鹤楼故址》。

毛泽东词《贺新郎•别友》定稿辨析

lixiaohang — Sun, 09 December 2007 21:23:03 +0800

《贺新郎·别友》是毛泽东为数不多的爱情词之一，作者曾作过多次修改，但在生前没有发表过。从现已公开发表的作者手稿看，共有六件，从内容上可分为三个稿本，这三个稿本分别写于不同时期，内容也各有差异。

第一个稿本发表于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这是该词首次公开发表，未写词牌名和词题。竖写，有标点符号。全文如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第二个稿本发表于1992年12月《中国风》杂志创刊号。标有词牌名"贺新凉"，未标词题。横写，有标点符号。"贺新凉"是"贺新郎"的别名。全文如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惨然无绪。睸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曾不记：倚楼处？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

这个稿本同手稿一相比，有四处异文："惨然无绪"；"睸角"；"曾不记：倚楼处"；"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萃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

第三个稿本发表于1997年6月线装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题为"贺新郎·别友"，并标明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三年"。竖写，有标点符号。全文如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满怀酸楚。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诗句。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这个稿本同手稿一相比，有四处异文："满怀酸楚"；"诗句"；"重感慨，泪如雨"；"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这三个稿本，从书写风格看，显然不是同一时期所书写。究竟哪一个稿本是作者最后所书的定稿？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要弄清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这三个稿本书写时间的先后顺序。一般来说，作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首诗词若书写多件修改稿，最后一次书写的那一件，应为定稿。

先看手稿一的书写时间。据李淑一对笔迹的分析，这幅字"挥洒如意，笔力遒劲。我虽不懂书法，但一望而知是毛主席晚年的手笔。其写成的时间应不早于60年代，或者更靠后些。"1由于李淑一不是书法家，又没有对毛泽东的书法作过专门研究，况且她当时所能看到的毛泽东手迹极为有限，因而她对手稿一书写时间的判断，未能取得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的认同。

再看手稿二的书写时间。据《中国风》杂志"编者按"说，这"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书赠丁玲的"。另据丁玲在1982年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毛泽东"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文中所说"有几首却给了我"，即包括手稿二。从笔迹上看，这个稿本总的书体趋势呈侧势结构，抑左扬右，符合毛泽东三十年代的书风，应为这一时期所书。对此，人们普遍认同，没有异议。

关于手稿三的书写时间，据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一书"考辨"，这一手稿是毛泽东"1961年春书赠副卫士长张仙朋的"，同时书赠的还有《虞美人·枕上》。据此，人们也普遍认定此稿为1961年所书。

这样看来，这三幅手稿中，手稿二和手稿三的书写时间已大致明了，即手稿二系三十年代所书，为三个稿本中的第一稿，已成定论；手稿三为1961年所书，也无异议。现在的问题是，手稿一的书写年代目前尚未确定，它究竟书写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还是之后？仍有争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手稿一和手稿三孰前孰后，哪一件稿本是最后定稿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均把手稿一作为开卷第一首，称其"是作者生前校订定稿的"，是"在作者逝世后由中共中央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决定发表的"定稿；臧克家在1992年《中国风》创刊号上发表的《读〈毛泽东同志手迹〉三幅》一文中，也认为这个稿本是作者的定稿；陈晋在其专著《文人毛泽东》中同样认为，作者对这首词"最后一次修改是1973年左右"2；另据陈安吉推断，手稿一比手稿三"时间上也许要晚一点。"3

然而，这些判断都只提供了一个简单信息，没有提供信息的直接来源和依据，难免引起人们的质疑。

郭发明在《百年潮》2001年第5期发表《哪篇才是〈贺新郎·别友〉词的定稿？--对毛泽东三件手迹的研究》一文，对以上判断提出了不同看法。文中陈述："如果1978年发表的手迹是定稿，那么就不应该再以原稿中有而定稿中没有的‘别友'作为标题，何况这两字其实也不太确切。"郭发明进而从毛泽东书体演进角度进行分析，认为1978年发表的这首词的手迹（即手稿一）不是作者的定稿，而是毛泽东"50年代早、中期所书"的未定稿。他的理由是："毛泽东50年代字体趋于平正，讲究法度，由行书而渐多小草，用纸常为有红界限的八行笺或裁成16开大小的白色宣纸，一般毛笔竖写，每页六七行、七八行，每行八九字到十余字不等（题词字体较大例外）。"这幅手迹"细看实为两页纸组成，第一页为前七行，第二页为后四行。字体纯属小草，与上述特点相符。对照有日期的书信或诗稿，如1950年4月18日致李淑一信，1955年10月4日致周世钊信所附《七律·春江浩荡》、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信所附《水调歌头》和《浪淘沙》等，风格都比较接近。是50年代早、中期所书，可无疑问。"至于手稿三，郭发明认为当为60年代前期所作，其时间肯定在被多数人视为定稿的手稿一之后。其理由是："60年代是毛泽东书法臻于极致时期，此时毛氏写字多作大草或以大草笔意写行书，字形趋大，用笔恣放，达到了意趣与法度的统一。但用纸仍为16开纸，前期每页四五行，每行六七字；后期则每页三四行，每行二三字、四五字不等。一页之间，字体大小悬殊，错落有致，最大者如《采桑子·重阳》最后一页，只大书一个‘霜'字。"[4]此外，郭发明还认为，这首词"最后一次修改是1973年左右"的说法不够确切，因为毛泽东1973年已不可能写出那样的墨迹了。郭发明据此认定，这三稿中，手稿二最早，手稿一是第二稿，手稿三才是最后一稿。

笔者认为，郭发明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而把手稿一确定为定稿的观点，证据略显不足，似难置信。笔者的理由是：

（一）作为定稿，作者理应在作品中明确标明词作的词牌名、词题和写作时间，这样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定稿"。在这三幅手稿中，作为初稿的手稿二，只标有词题"贺新郎"的别名"贺新凉"，没有标明词题和写作时间；手稿一既没有词牌名和词题，也没有写作时间，显然缺乏定稿所应具备的要素，似为兴之所至的随意之笔；手稿三则明确标明了词牌名、词题和写作时间，三者俱备，似应视为郑重其事的定稿之作。

（二）从书法风格看，手稿一和手稿二的书风较为接近，均以细柔为主，笔力俊秀，字体趋于小草，似符合毛泽东30至50年代早中期的书风。手稿三则与前两稿气度迥异，判若两人。这幅字气势磅礴，龙飞凤舞，以粗壮为主，笔力雄健，字体趋于大草、狂草，符合毛泽东60年代初期的书法特点。

（三）手稿一似不可能写于毛泽东身患多病的1973年左右。据史料记载，从1971年春天起，年迈的毛泽东经常生病，且是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明显下降。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病危，因心肺病及缺氧而致休克，经全力救治转危为安。1973年8月中共十大开幕时，毛泽东因腿疾已经不能"健步走上主席台"，大会闭幕时，他无法起立，只能坐在座位上目送代表们离开会场。从现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墨迹看，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疾病缠身，毛泽东批文、书写多采用较为方便的铅笔，已极少采用较为繁琐的毛笔，且此时腕力不支，笔意亦力不从心，字迹愈往后愈显得生硬凝滞，乃至有颤抖之感，已至垂暮之年的毛泽东，恐已难以写出像手稿二那样圆润流畅的书法了。

综上所述，笔者同意郭发明的观点，即手稿二为《贺新郎·别友》的初稿，手稿一为修改稿，手稿三为最后定稿。

注释：

1李淑一：《情深似海，光耀千秋--读毛主席为开慧同志所作〈贺新郎〉词》，《解放军报》1978年9月12日。

2陈晋著：《文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3陈安吉著：《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中央文献出版社、南京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4] 郭发明：《哪篇才是〈贺新郎·别友〉词的定稿？--对毛泽东三件手迹的研究》，《百年潮》2001年第5期。

《贺新郎•别友》写于何时？

lixiaohang — Sun, 09 December 2007 21:00:11 +0800

毛泽东这首《贺新郎·别友》词作于1923年，但对于具体写作日期，则众说不一。据我们初步了解，大致有四种观点：一说是1923年4月；二说是1923年秋天；三说是1923年11月底或12月初；四说是1923年12月底。

第一种观点，"1923年4月"说。

张惠仁在讲解这首词时认为，这首词当是写于1923年4月，毛泽东只身离开长沙之后。毛泽东"在当年秋天又曾短暂地来到长沙从事秘密工作后，又匆匆地离别杨开慧同志之时。"1李湘文在一本记述毛泽东家世的著作中，也认为该词写于1923年4月，并描述了该词产生的背景："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的词。"2

张民、胡长明也持同样看法："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4月，党中央又调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当此临别之际，自然更引起她（指杨开慧--笔者注）的伤感，凄然相向，思绪万千。毛泽东对她也是非常体贴，仍以在革命胜利时‘重比翼'相期待，并把对她的这一深情，写进了《贺新郎》这一首词中。"3

唐振南撰文对毛泽东和杨开慧分别的情节，有"越墙脱险"的具体叙述。文中这样叙述："毛泽东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赵恒惕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毛闻讯越墙脱险。在这时刻毛泽东已奉中共中央调令参加党中央工作，乃秘密启程。毛泽东走后，省警察厅于4月30日发出通缉令，并常派暗探到杨开慧住处--长沙市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侦察，甚至闯入室内威胁勒款。"[6]

第二种观点，"1923年秋天"说。

据张式铭在《革命的爱情，珍贵的词章--毛主席1923年词〈贺新郎〉浅释》一文中分析："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月，毛主席调到党中央工作。于四月离开长沙，前往上海。6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这年秋冬之季，毛主席为革命奔走，来往于武汉、上海、广州之间，几次路过长沙。可能是在这一年深秋时节，毛主席在一次离开长沙与杨开慧同志分别时，写下了这首珍贵的《贺新郎》词。"5靳极苍也这样分析："1923年‘二七'大罢工，震撼了全中国和全世界。这时毛主席任湘区党委书记，积极领导着湖南地区的革命，亲自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粤汉路、武汉、长沙路段的工人大罢工，以及长沙的工人运动，同时还发动着湖南省的农民运动。这些极大地动摇着反动阶级的统治。湖南军督赵恒惕惊恐地说：‘这个毛泽东使我不能立足了。'于是，就在1923年4月下达了通缉毛泽东的命令，毛主席就离开了长沙到了上海。6月间又到了广东去参加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担任了党中央的组织部长，自此就奔走于上海、武汉、长沙等地。这首词，就是毛主席这年秋天再来长沙，又匆匆离去时写的。这时，毛主席正在被通缉中，所以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6

对于这种说法，赵志超在一本专著中甚至同样作了演义性的描绘：1923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特地回长沙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见面后，杨开慧没有往日的热情，对丈夫没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知出了什么事。直到夜阑人静，他好不容易才从枕边了解到妻子的心事。杨开慧含着泪向他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原来，这几年他卷入政治漩涡以后，很少再想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他深感内疚。自己的妻子为他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他不曾为她分过忧，连她的向上的革命要求，他也没有予以重视。难怪妻子要怨恨自己了。但他有革命任务在身，不能在家中久呆。歇了一夜，第二天天不明又得动身去赶火车。他出门时半天残月照横塘，杨开慧破例没有为他送行。此时，他心情复杂极了。上了车以后，他一直不能平静。一路上吟成了那首《贺新郎》词，寄给杨开慧。"7

第三种观点，"1923年11月底或12月初"说。

胡为雄撰文指出："11月13日，杨开慧生下二儿毛岸青。然而，11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长沙赴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离别时，杨开慧凄切切道别，毛泽东则强抑感情。于是，便产生了这首‘怅别'词。"8

第四种观点，"1923年12月底"说。

王灿楣、卿三琼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些考证，认为"这首词很可能写于1923年12月"，同时对"四月说"进行了商榷。王、卿二人在他们的考证文章《毛泽东〈贺新郎·别友〉写作时间考》中说："1923年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离别有两次：一次是这年的4月，毛泽东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一次是这年的12月，毛泽东也是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但这次是为了参加即将于1924年1月去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

该文还针对唐振南关于毛泽东和杨开慧匆匆分别的叙述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强调："这些叙述与这首词的描写，与当时全国形势，与当时湖南的具体背景不太吻合。"理由有如下三点：

其一，这与词中所描写的场面、气氛不太吻合。从唐振南文中叙述的情节看，毛泽东和杨开慧这次分别来得很突然，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如果上面叙述的情节是事实，则不可能有词中‘挥手从兹去'‘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的别离场面的描写，也不会有‘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离别情节的描写。"

其二，同1923年4月当时全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及作者当时的心态也不太吻合。"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以前，毛泽东不可能产生‘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样对未来革命风暴的乐观估计。"

其三，"1923年12月，尽管当时湖南仍处在军阀赵恒惕的黑暗统治下，但这时毛泽东已从中共三大决议中看清复兴革命的出路，并将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这使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词中才会有‘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样对未来革命风暴的乐观估计。""由此可知，这首词很可能写于1923年12月，而不太可能写于4月。"9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认同这种说法，该书在对这首词的注释中这样解释："这年（即1923年--笔者注）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9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党的工作，年底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此，本词可能作于这年12月底离开长沙的时候。10

笔者认为，"四月说"、"秋天说"和"1923年11月底或12月初说"似缺乏过硬的史实依据，均带有某些臆测成分，而"12月底说"较为可信。我们需要补充的理由是：

首先，毛泽东离开长沙经上海去广州的时间，有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三号通告》11为证。这个通告要求各地推选代表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这个通告，离开长沙经上海到达广州，以国民党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翌年1月20日至30日举行的国民党一大。由于当时交通不发达，又无传真，毛泽东不可能在中共中央12月25日发出通告的当天即启程离开长沙。因此，这首词似写于12月26日至31日期间。

其次，在"1923年秋天"说中，赵志超所谓1923年"秋天，毛泽东从上海去广州出席党中央的会议"，此说显然有误。（一）1923年秋，中共中央确曾开过一次会议（三届一中全会），但地点不是在广州，而是在上海。（二）毛泽东去广州出席的是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这年秋天"召开的"党中央的会议"。

（李晓航）

注释：

1张惠仁：《毛主席词〈贺新郎〉浅解》，《语文自学讲义》1978年第6期。

2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3张民、胡长明主编：《毛泽东家事图系》（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6]唐振南：《情深似海，彩笔千秋--毛泽东诗词〈贺新郎〉》，《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2期。

5 张式铭：《革命的爱情，珍贵的词章--毛主席一九二三年词〈贺新郎〉浅释》，《湘潭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6 靳极苍：《毛泽东词〈贺新郎〉详解》，《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7 赵志超著：《毛泽东一家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8 胡为雄编著：《诗国盟主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 王灿楣、卿三琼：《毛泽东〈贺新郎·别友〉写作时间考》，《黔南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10 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如何理解“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lixiaohang — Sun, 09 December 2007 20:53:08 +0800

如何理解"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对于《贺新郎·别友》中"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人们在解读时分歧较大，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这两个比喻寓意的理解上，因而出现了多种不同观点。

一种理解认为应把"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两句与"人民"和"革命"联系起来解释，比喻人民的力量或革命风暴的猛烈壮阔。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被多数诗词评家所接受。

杨光晖把这两句解释为，比喻"人民的力量"的强大。他在赏析文章中指出："人民的力量像‘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那样不可阻挡，把一切腐朽的东西从神州大地上扫除干净。"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则把两句解释为象征"未来革命风暴"。该书注释为："当时革命形势在上升，作者‘割断愁丝恨缕'而为革命事业献出全副身心的豪情，以及作者所预想的未来革命风暴的猛烈壮阔，在词中‘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比喻中得到强烈的表现。"2

龙传俊也作了类似的解释。他认为"这两句是说，让旧社会好像昆仑山崩塌了陡峭的崖壁，又让革命好像台风对着天下佛扫。"3公木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他在一部鉴赏专著中解释说："两句言自己此去，一定要乘势促成中国革命大爆发。‘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对理想中之大革命的艺术性描绘。"4他在一篇鉴赏文章中又强调："这不只是豪情壮语，而是山雨欲来大革命形势的绘影绘声"。5

另一种解释，认为此词是一首爱情词，词中"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抒发的是作者个人的感慨，表示毛泽东决不沉溺于儿女私情的决心。

艺兵这样分析道："关于这两句一般都是把它们和最后两句合起来一起解释的，用以表达诗人宏伟的革命理想。如果这样，这两句的作用只在‘启下'而没有‘承上'，‘愁丝恨缕'究竟凭什么割断的呢？还不明确。再说，倘若诗人‘愁丝恨缕'未断，又怎能以这样大的魄力去投身革命呢？在这里，我们想起了李煜的诗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句式结构给我们以启发。‘恰似'是承上而来的，是说明‘几多'的，所以毛主席这首词里的‘要似'、‘又恰像'也是承上而来的，是对‘凭'的回答，那就是诗人要用昆仑山崩塌成陡峭的绝壁以及像十二级台风扫荡整个世界那样的力量和气势，来割断愁丝恨缕，极力描写这种‘知己'之间感情的密切深厚。""要割断这种以感情为基础的‘愁丝恨缕'，是需要多么巨大的毅力和磅礴的气魄啊！" 6萧永义也认为："这里‘要似'云云，不过是表示要横下一条心‘割断愁丝恨缕'，是作者此时决心的形象表现。" 7

第三种解释，认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两句语意双关，既有割舍个人感情的成分，也有为革命大干一场的决心。

张惠仁认为："此两句承上启下，语意双关。既说的是‘割断愁丝恨缕'时要像昆仑山崩、台风过境那样一种气势、一种决断；又说的是个人的感情、爱情生活要和‘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式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处理。"8林之也认为："这两句，力重千钧，既是对开慧同志的勉励，也是对革命理想的展望。"9

靳极苍同样认为："既然割断了这方，就在那方没有顾虑地大干一场吧。我会干得像崩塌了顶天立地的昆仑山绝壁一样，会干得像十二级台风横扫宇内一样，把旧中国搅个天翻地覆。就是要扫除人间的一切害人虫。"这里"既有夫妻间的个人之爱，又有革命同志间的情义。"10

萧永义在他的专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中指出：作第一、第三种解释的注家，"‘全是好心'。在他们看来，伟大人物的伟大作品，是必然通篇贯穿革命斗争精神的。伟大人物词作中说：‘人有病，天知否？'他们马上就想到，‘这个"病"，非关采薪之忧，乃至生民之苦。'如此等等。这大概就是谭献在《谭评词辨》里指出的对诗词的理解，有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吧。但是读者从诗词的形象里引起种种联想，这种联想是一件事，怎样解释诗意则是另一件事，这两者是毕竟混淆不得的。"11

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把两句与"人民"和"革命"联系起来解释，用意虽佳，但本词毕竟是一首爱情词，把伟人的个人感情都和"人民"、"革命"联系起来，未免有人为拔高之嫌。第三种解释貌似周全，但亦略显牵强。第二种解释是较为可取的。因为这两句另一稿为"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还有一稿为"不愿作昵妮儿女语",意思是：我发誓做一个四海为家的"江海客"，决不沉溺于儿女私情。本稿用"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两个形象化的比喻，与另两稿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都是表示"割断愁丝恨缕"的坚定决心。

注释：

1杨光晖：《人间知己诉衷情--〈贺新郎·赠别杨开慧〉赏析》，罗炽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华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3龙传俊编著：《毛泽东诗词句解》，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4公木著：《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5公木：《熔婉约与豪放于一炉》，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2003年12月版。

6艺兵：《〈贺新郎〉的艺术结构及其他》，《临沂师专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4期合刊。

7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8张惠仁：《毛主席词〈贺新郎〉浅解》，《语文自学讲义》1978年第6期。

9林之：《情深似海，志比天高》，《新教育》1978年第11期。

10 靳极苍：《毛泽东词〈贺新郎〉祥解》，《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1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毛泽东词《贺新郎•别友》是写给妻子杨开慧的还是写给女友陶毅的？

lixiaohang — Sat, 08 December 2007 18:22:15 +0800

贺新郎

别友

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贺新郎·别友》在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时，编者以词牌《贺新郎》作词题。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时，该书编者根据新发现的作者手迹，将标题改为《贺新郎·别友》,并在题注中写道："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通常，人们也都认为这首词是写夫妻的离别，"是青年毛泽东写给爱侣杨开慧的爱情词"，1 "毛泽东同志这首词写他和夫人杨开慧在长沙离别时的情景，表现了这对革命伴侣之间真挚深厚的感情、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豪壮情怀。" 2这也就是说，一般都将词题中的"友"理解为作者的妻子杨开慧。

既然这首词是毛泽东写给妻子杨开慧的，有人便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词题不标"别妻"而标"别友"呢？针对这个问题，有的注家这样解释："毛泽东不标‘别妻'、‘赠内'，坦言‘别友'，这是他有意强化与杨开慧的同志情、战友谊。称夫妻，后面必为家庭背景、生活背景，亲昵而难免琐屑；称朋（战）友，后面必是社会背景、事业背景，普通而终归正大。在毛泽东‘别友'的时代，称‘妻'为‘友'，还是很前锋、很文明、很有个性、很有深意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历程和杨开慧的英勇献身，都以真切的历史，印证了毛泽东这‘别友'称谓的先见之明。"3还有的注家为表明这首词是写给杨开慧的，在讲解毛泽东诗词的专著中，直接将该词标题写成《贺新郎·赠杨开慧》4或《贺新郎·赠别杨开慧》。5

然而，这些解释未能消除质疑者心中的疑问。质疑者的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词题不合常理。毛泽东1920年即与杨开慧恋爱同居，此词如果是赠给妻子杨开慧的，标题应为《别妻》，不应标为《别友》，"写给自己的爱妻的词，标题为《别友》妥帖吗？"6

二、作词时间不合杨开慧当时的身体状况。这首词写于1923年12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之际，11月23日，杨开慧正在离长沙40多公里的板仓生娩，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毛岸青，而刚坐完月子的杨开慧没有可能到长沙城东小吴门的火车站跟毛泽东告别。即便杨开慧有可能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前往车站为毛泽东送行，这首词的词题也应为《别妻儿》，而不应是《别友》。

三、从词的内容看，不像是写给结婚多年的妻子杨开慧的，而像是写给恋人的。"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等绝情之语，如果是别妻之作，是不协调的，如果用来赠别情侣，则是得体的。

四、杨开慧生前从未提到过这首词。

质疑者进而大胆提出，词题中的"友"不是指妻子杨开慧，而是指女友陶毅。陶毅，字斯咏，女，1896年生，湖南湘潭人。她于1916年考入周南女子中学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陶毅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女将，被誉为"周南三杰"之一。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投资者之一。毛泽东工作之余不时前往探望，他们之间不断有书信往来，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后，两人便聚少离多。陶毅终身未嫁，于1931年早逝，享年仅35岁。据毛泽东早年学友萧瑜（即萧子升--笔者注）回忆："在我们那帮学友中，有位陶斯咏小姐。杨先生（指杨昌济--笔者注）曾夸她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也是毛的好朋友。陶小姐杰出非凡。1920年，她与毛泽东在长沙合办了一间文化书社，（此说法与事实不符，陶只是投资者之一，并非发起人。--笔者注）但是他们意见不同，后来友好地分手了。""当时他们友谊很深，但因为各持自不同的政治观点，最后她还是离开了毛泽东。""她是新民学会第一批女会员之一，也是首批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会员之一。"7

彭明道在《书屋》2001年第2期发表《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一文，认为这首词不是赠给杨开慧的，而是赠给陶毅的。其主要论据是：

一、上世纪80年代，一位毛泽东早年友人、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谈起这首词时，曾说过一句话："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二、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此时二人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之时。

三、这首词写的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词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假如杨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是对杨开慧说的话。作者这话，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

彭明道由此断言，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给她的，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因为杨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词，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古文功底修养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刻骨铭心的旧事，这样缠绵悱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杨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由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彭明道由此发出质问：把一首本来是赠给别人的词，硬栽到杨开慧烈士头上，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

彭明道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了毛泽东诗词研究领域的激烈争论。赞同者不多，反对者甚众。陈漱渝在2003年10月31日《今晚报》上撰文，认为毛泽东与陶毅虽然有感情上的纠葛，但此词不是写给陶毅的。其理由是：

一、易礼容老先生生前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推测。他讲的也许是此词跟陶毅有关，但不能根据这种模糊记忆就把陶毅断定为书赠对象。

二、1986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明确告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这首词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胡乔木的说法自有其史料根据，不可能在这种严肃问题上随口妄言。

三、更为主要的是，此词如赠陶毅，其内容更不可解。比如"知误会前番书语"。毛跟陶之间究竟有什么误会？这肯定会成为一个永远解不开的疑团。"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那将置杨开慧于何地？"重比翼，和云翥"的对象也只可能是杨开慧，不可能指当时的其他任何女性。另外，"苦情重诉"中的"苦情"，指的是杨开慧生产前后面临的具体困难。"知误会前番书语"，系指杨开慧得知毛、陶感情纠葛之后一度产生的家庭风波。至于词题中的"别友"，据陈漱渝解释，是指毛泽东告别了跟陶毅之间的一度产生的儿女私情，跟杨开慧恢复了"重比翼"的关系。

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在对这首词的"考辨"中，对彭明道的说法给予了全面的回应和辨驳，指出："关于‘别友'，近年来许多注家和论者都解释为毛泽东同夫人杨开慧的离别；但也有个别论者解释为毛泽东同‘情人'的离别。在他看来‘别友'的‘友'只能作‘情人'解，此词如赠杨开慧，标题应为‘别妻'，不能写为‘别友'。难道‘别友'的‘友'不能解作‘战友'？难道夫人就不能兼为战友？""考辨"进一步指出："《毛泽东诗词选》和《毛泽东诗词集》的注释，都将《贺新郎·别友》一词，解释为‘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这个解释是有根据的。其一，作者曾说过或者他的行为表明是写给杨开慧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述：‘有时他（毛泽东--引注）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者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个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史沫特莱还在《道地的中国理论家和诗人》一文中说，毛泽东与她谈话时，有时低吟自己写的诗，‘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夫人的悼亡诗'。白黎在《中国行--记史沫特莱》一书中记载：‘毛主席......也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和杨开慧的爱情。讲述完，毛主席还低声吟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诗。'这里虽然没有点明是哪首诗词，但可以判断是《贺新郎·别友》。""毛泽东给丁玲书赠这首词，不言而喻是表示对被国民党杀害的杨开慧的怀念。难道毛泽东会向丁玲表示这是对陶毅（1931年病逝）的怀念？""1961年毛泽东将这首词与《虞美人·枕上》一起书赠张仙朋，要他保存，张仙朋当时就认为这两首词都是写给杨开慧的。何况其中《枕上》一词已在1957年被李淑一证明为写给杨开慧的。其二，最早说明这首词写作者与夫人杨开慧离别的是《毛主席诗词》外文版。1979年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将这首词补入《毛主席诗词》外文版中，并作了一个题注：‘这首词写的是毛泽东同志与夫人杨开慧离别时的情景。'这个题注与此词其他译注，曾经过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核对和胡乔木审核。其三，《毛泽东诗词选》注明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出于胡乔木的手笔。胡乔木早在1941年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对毛泽东诗词‘其中多数作品写作过程比较了解'（该书《出版说明》语）。其四，这首词的内容也表明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词中的‘东门'、‘横塘'，点明作者是从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离家远行的，难道不是作者的夫人而是‘情人'住在清水塘吗？个别论者提出质疑，认为杨开慧于1923年11月23日在离长沙40多公里的板仓分娩，完全没有可能到长沙城东小吴门的火车站跟毛泽东告别。据考，毛泽东是在这年12月底离开长沙的，那时杨开慧生第二个儿子毛岸青已满月，按旧俗已能出门活动，很可能已回清水塘住。""个别论者仅根据《别友》这个词题，以及易礼容晚年所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一句似是而非的回忆，就否认这首词是作者写给夫人杨开慧的，这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误导了广大读者。"8

笔者认为，把"友"判定为陶毅的说法，其真实性尚需更多过硬的材料加以确证，从目前披露的史实看，"友"指杨开慧的观点，似更符合民众心理。

注释：

1傅德民、邓洪平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杨光晖：《人间知己诉衷情--〈贺新郎·赠别杨开慧〉赏析》，罗炽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华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3林冠夫、朱迪卓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书海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4吴廷贯著：《毛泽东诗词助读》，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5罗炽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华夏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6张仲举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2版。

7萧瑜著：《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8吴正裕主编：《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江青四幅书作长期被误传为毛泽东手迹

lixiaohang — Sun, 02 December 2007 10:44:18 +0800

江青四幅书作长期被误传为毛泽东手迹

　

江青四幅书作长期被误传为毛泽东手迹

作者：李晓航

笔者近来在查阅毛泽东诗词手迹时，意外地发现，有的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竟将"文革"时期误传的四幅他人的书法作品当作毛泽东的手迹予以收录，并加以评点赏析。同时，笔者在互联网上还发现，在个别毛泽东诗词网站上，也存在误将他人书作当作毛泽东手迹予以发布的情况。笔者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有必要彻底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笔者目前发现的这样的毛泽东诗词版本有两个，一个是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书艺精萃博览》（以下简称"《精萃》"），编著者为蒋昌诗、谢应承；另一个是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句解》（以下简称"《句解》"），编著者为龙传俊。《精萃》在第433页、434页、436页、437页，分别刊印了三幅律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手迹和一幅词《卜算子·咏梅》的手迹，显系他人之作，并非毛泽东所书。《句解》在书前刊有多幅毛泽东的照片和手迹，其中一幅《七律·答友人》的手迹，与《精萃》收录的那幅同题手迹相同，亦系他人之作。

对于这两个版本所刊手迹的来源或出处，《精萃》和《句解》均未予以说明。《精萃》的编著者在后记中语焉不详地说："我们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广泛地阅读、参考、借鉴了毛泽东自己的有关著作、诗词、题词、书信、墨迹手稿及其同行、专家、学者的有关著述"。《句解》对此则只字未提。

据笔者考察，这两个版本收录的上述书作，曾经出现于"文革"时期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当时，一些非正式出版物将四幅来路不明、未经证实为何人所书的的书法作品，当作毛泽东的手迹予以刊印，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据笔者考证，《精萃》收录的四幅被误作毛泽东手迹的书作，较早刊印在1967年4月出版、未署编者的《毛主席诗词注解汇编》一书。该书在书前集中刊印了二十多幅毛泽东的手迹，其中就包括这四幅他人书作。书中还有一幅落款为"毛泽东"的"致创国同志"信的手迹，亦属他人之作。在笔者收藏的"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诗词版本中，这种将他人书作误为毛泽东手迹予以收录的版本达40余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革命造反兵团总部1967年7月编印的《毛主席诗词（注释）》、内蒙古呼和浩特工代会与内蒙古师范学院1968年7月联合翻印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汇编》、南京大学中文系革命委员会1968年12月编印的《毛主席诗词》、天津大学东方红红卫兵1968年编印的《毛主席诗词（解释）》等。这些版本或在书前或在正文刊印的毛泽东手迹中，均插有一至四幅不等的他人书作。不仅如此，当时一些专门刊印毛泽东手迹的版本，也收录了同样的他人书作。如江西新药校1968年1月编印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在第152页与153页之间，插有一幅他人书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武汉大学中文系67级毕业班1968年2月编印的《毛主席手书》在第154页、155页、157页、158页，分别刊印了他人书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该书还在这四幅书作下面注明"郑州图书馆供稿"字样，至于这四幅书作是否确由郑州图书馆供稿，郑州图书馆又是如何得到这四幅书作的，不得而知。"文革"时期收录这四幅他人书作的非正式出版物，当时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军队系统，流传甚广，加之这四幅他人书作与毛泽东手迹确有几分相似，因而长期以来，蒙骗了众多读者，使他们误认为这四幅书作就是毛泽东的手迹，贻害之深，至今未绝。

为什么说这四幅书作不是毛泽东的手迹，而是他人之作呢？理由如下：

一、与同一时期毛泽东手迹的神韵迥异。俗话说，字如其人。毛泽东创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四首诗词的时间，是在1961年2月至12月间。由此推断，毛泽东书写这四首自作诗词的时间，只可能在1961年2月至非正式出版物将它们刊印出来的1967年4月之间。从书法鉴赏角度看，这时正是毛泽东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银钩铁划，挥洒自如，神采飞扬，力透纸背，许多作品首尾贯通，一气呵成。而《精萃》收录的四幅书作，或行笔呆滞，缩头藏尾，或臃肿松散，拘禁不畅，或字字独立，互不连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手迹相比，其神韵显然大相径庭，相形见绌，绝无毛泽东手迹中那种大气磅礴、一泻千里的恢弘气势。

二、不符合毛泽东书写自作诗词的题款习惯。从迄今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手稿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书写自作诗词时，大都在词首或词末标明词牌名，但没有给任何律诗标明"七律"或"七绝"。这一题款习惯，大概与毛泽东"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而对自己写过的几首律诗，自认为不大合乎平仄，"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①不无关系。而《精萃》收录的三幅律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手迹，却无一例外地标出了"七律"或"七绝"。这种做法，不符合毛泽东的提款习惯。

三、专门汇集毛泽东手迹的权威版本均未收录这四幅书作。多年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等权威机构编辑出版了多种毛泽东手迹版本，如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北京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手迹选集》（自作诗词卷）、线装书局1997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手迹》线装本等。在这些版本中，均未收录这四幅书作。这表明，权威机构出版的专门汇集毛泽东手迹的版本没有认可这四幅书作为毛泽东的手迹。

既然这四幅书作不是毛泽东的手迹，那么，它们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据专门研究和鉴别毛泽东手迹的专家李树庭考证，它们均出自江青之手。②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对李树庭的这一论断提出了佐证，他在1990年6月13日写给李树庭的信中说："四幅墨迹，疑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泽东‘致创国同志'信，是由江青代笔的，也可作证。"李树庭的这一论断还得到了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手迹鉴别专家齐德平先生的认可。③查中共中央1976年12月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这个材料公布了一首江青1961年亲笔书写的庐山汉阳峰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其字迹与上述四幅手迹相比，无论是间架结构还是行笔特点，别无二致。如诗中"江上有奇峰"的"有"与"便有精生白骨堆"的"有"、"犹有花枝俏"的"有"；"锁在烟雾中"的"雾"与"只缘妖雾又重来"的"雾"；"寻常看不见"的"不"与"俏也不争春"的"不"；"峥嵘"的"山"部与"山花烂漫"的"山"；"峥嵘"的"争"旁与"不争春"的"争"，其笔画走势如出一辙。④由此可知，上述四幅书作为江青所书，确证无疑。

江青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生活工作，对她来说，接触与观摩毛泽东的手迹，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经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使她的书法深受毛泽东书法的影响，字迹有几分接近与相似，自在情理之中，难免使不明书道的读者难辨真伪，以至这四幅书作长期被人误作毛泽东的手迹,讹传至今。

刊印毛泽东诗词手迹是一项十分严肃慎重的工作，不仅关系到出版物的整体面貌和质量，也关系到政治影响。《精萃》和《句解》二书出现这样的差缪，说明编著者在选择毛泽东诗词手迹时，缺乏必要的常识及选稿条件，有关出版社把关不严，以致造成鱼目混珠，以讹传讹。因此，我们应当以此为戒，在刊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迹时，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缜密核对，慎重处理，来不得半点猜测和虚假。尽量选取国家正式出版的权威版本，切勿随意采用非正式出版物中未经证实的材料，以免出现重大失误。

注释：

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64-265页。

②李树庭：《毛泽东书法艺术论稿》，香港新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7页。

③李树庭：《毛泽东书法艺术论稿》，香港新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73页。

④李树庭：《毛泽东书法艺术论稿》，香港新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50页。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后由《报刊文摘》转载）

毛泽东诗词版本出版情况综述

lixiaohang — Thu, 29 November 2007 18:32:29 +0800

毛泽东诗词版本出版情况综述

李晓航

自从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首次集中发表毛泽东诗词以来，注家蜂起，释者云集，各种毛泽东诗词版本经年刊行不断，日积月累，蔚为大观。40多年来，每当新的毛泽东诗词发表后，便有新的毛泽东诗词版本问世，这些版本收录诗词篇目不一，开本规格大小各异，排印方式不尽相同，装帧形式应有尽有，出版频率之高，发行范围之广，印刷数量之大，品种类型之多，在世界出版史上极其罕见。

毛泽东诗词版本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包括诗词手稿和发表在各种出版物上的诗词；二是指汇集、研究和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出版物，包括诗词专集、注解本、手迹本、谱曲本、字帖刻印本和索引本，以及集中刊登毛泽东诗词的书刊等。本文涉及的主要是后者。这些书籍记载了毛泽东诗词的诸多信息，如文字形态、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帧、内容的增删修改等各种特征。毛泽东诗词版本研究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是毛泽东诗词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比较、辨析不同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版本及其变化，有助于了解、掌握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特点及发展动向。

根据笔者目前搜集和掌握的资料，1957年10月至今四十多年间，国内外500多家出版社和机构出版过毛泽东诗词，各种版本约有1140余种。从不同文字看，有汉文版1000余种，外文版110余种，少数民族文版10余种，对照文版20余种，盲文版5种。从不同时期看，1957年至1966年初期出版的100余种，"文革"十年间出版的600余种，1977年至今出版的400余种。从出版地域看，国内各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台湾），都出版过毛泽东诗词；国外有20多个国家出版过毛泽东诗词。从出版机构看，有国家出版社出版的，有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有军队内部出版的，还有大专院校和群众组织编印的。从装帧看，有平装、精装、特精装、塑套装、线装、函装等，手迹本另有单页装、单页套装、绫裱等。从开本看，有全张、2开、3开、4开、5开、6开、8开、10开、12开、16开、20开、25开、28开、30开、32开、50开、64开、100开、128开等。从纸张看，除普通印刷纸外，还有用报纸、道林纸、铜版纸、毛边纸、宣纸、玉扣纸等纸张印刷的版本。从印刷看，有油印、铅印、胶印、石印、木刻版水印、影印、双色印、朱砂印等。从字体看，有宋体字、仿宋体字、集宋版书字等。从排字看，有竖排、横排等。真可谓琳琅满目，丰富多彩。

一、诗词专集和注解本

在毛泽东诗词各种版本中，诗词专集和注解本占绝大多数，共计700余种。最早的专集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58年4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收录1957年10月至1958年5月发表的毛泽东诗词19首。最早的注解本是1957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收录《诗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诗词18首，以及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的信。臧克家对十九首诗词的思想内容、写作背景、艺术特色等作了通俗明白的讲解，周振甫对诗词所涉及的历史情况和疑难词句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这个小册子一出版，立刻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后数次增订再版，累计印数达上百万册。

1957年至六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大部分是正规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少数是大专院校编印的内部教材。《诗刊》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后，新披露的毛泽东诗词不断见诸各地报章，有关出版社随即将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同以前发表过的合编在一起，出版新的版本。1958年1月1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发表《蝶恋花·游仙（答李淑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将这首词同以前的十八首合编成册，分别于当年7月和9月以不同版式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同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送瘟神二首》后，文物出版社于次年9月将这两首诗收进"十九首本"，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1962年5月，《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毛主席词六首》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排印《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将这六首词收入该书，加上臧克家《和青年同志谈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于同年11月出版增订本，书名改为《毛主席诗词讲解》。

1963年12月，为庆祝毛泽东70寿辰，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线装宣纸本、毛边纸本、平装甲种本、平装乙种本四种版式隆重推出《毛主席诗词》。书中除以前结集出版过的27首外，新收入没有发表过的10首，共37首。出版过的27首在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进一步的校订和改动。书中除作者自注外，编者未加注释。这是一部在较长时期里影响较大的诗词专集，也是迄今为止印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一个版本。首次印数为53万册，其中线装本3万册，到1966年5月第6次印刷时，累计印数达400万册。1966年9月重印改为64开本后，印数进一步上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的同时，文物出版社也以集宋版书字体照像制版出版了线装宣纸本、毛边纸本、平装本3种版式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版心分7行，每行15字，注释用小字双行排，字体是从宋浙本《攻先生文集》上集纳起来的，清逸俊美，装帧精致，古朴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传统特色。这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的版本从1964年元旦起，在北京、上海各大城市先后发行，并陆续在各地新华书店普遍发售。

"文革"十年，是毛泽东诗词出版最多的十年。这个时期，全国上下掀起了群众性学习、宣传、歌唱毛泽东诗词的热潮，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热情空前高涨，毛泽东诗词被当作"最高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毛泽东诗词被当作贯彻"最高指示"的政治任务。毛泽东诗词通过出版、广播、表演等各种形式，广为传播，以至家喻户晓，人人能诵。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纷纷加入编印毛泽东诗词的行列，出版的数量和品种之多，可谓倾墨泼漆，空前绝后。据报道，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工作，十年间共印刷《毛主席诗词》4亿册。平均每年有40余种毛泽东诗词版本问世，其中1967、1968两年的出版数量尤其可观，各种版本达200多种，占整个"文革"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种类的二分之一。

1966年12月26日，为庆祝毛泽东诞辰73周年，新北大公社"傲霜雪"战斗组编印出版《毛主席诗词注释》。该书首创在每首诗词后附以"注释"、"时代背景"和"解释"的方式进行诠释，这种三段式诠释方式在此后十多年里为各地编印者所仿效和沿袭，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这个注解本曾得到郭沫若的指导，是"文革"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本子，后多次修订再版。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各类学校按照"复课闹革命"的要求，逐渐恢复教学活动。毛泽东诗词被大量选入中、小学课本，各大专院校中文系纷纷开设《毛主席诗词》课程，并编写相应的讲义和教材。据笔者编的《毛泽东诗词书目提要》一书统计，"文革"时期由大中专院校和部分中学编印的各种内部教材及参考资料，计有170余种。1969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种袖珍合编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128开，红色塑套装。它由《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五篇著作》和《毛主席诗词》三部分组成，诗词部分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毛主席诗词》为蓝本，收录诗词37首。1976年元旦，《诗刊》1月号发表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毛主席词二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的出版社均出版了该书的重印本。197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新发表的毛泽东词二首同原来发表的37首合编在一起，以精装和平装两种装帧出版了新版《毛主席诗词》，排印方式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同月，文物出版社也以16开和20开两种开本出版了线装增订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字体为集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字。

"文革"时期出版的的注解本，大多以"战斗队"、"学习小组"、"革委会"等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名义编印出版，内容带有浓厚的宣传成分，重视政治诠释，轻视艺术鉴赏，任意曲解，肆意拔高，牵强附会，互相抄袭，内容雷同，鲜有个人见解和独立思考，学术价值不大。编者多是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古典文学修养比较欠缺，注解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已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解释。诸多注解本对同一首诗词，同一个词句，同时列出几个不同注家的解释供读者选择。有的编者在编选这些解释时，有意略去注家的姓名，有的还专门在前言或后记中注明，这些解释可能有问题，甚至有严重的错误，提醒读者"明辨是非"，决定取舍。尽管存在这些硬伤，但不可否认，这些版本对广泛普及毛泽东诗词所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这时期由于没有版权限制，任何版本都可以被随意翻印，因而出现了大量的翻印本。群众组织和非出版机构编印的非正式版本，远远多于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正式版本。非正式版本通常都是非卖品，有的是单位印行后免费发给职工个人，也有的是会议作为纪念品赠给与会代表。在版本形态上，受《毛主席语录》的影响，许多注解本被设计成流行的便于随身携带的袖珍本，一般采用富有韧性的泡沫塑料人造革制成红色封面，并常常在封面印上毛泽东诗词手迹、毛泽东像或梅花等图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的许多版本收录了一些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关于自作诗词的批注。但由于资料来源不一，加上辗转传抄，个别字句多有错讹。还有的版本，误将江青书写的毛泽东诗词当作毛泽东的手迹插入正文，更有甚者，甚至将他人的诗词误为毛泽东的诗词收入书中。

80年代，个人崇拜降温，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不正常狂热过后，出现了一个相对沉寂和反思时期。很多大学停开了毛泽东诗词课，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文章寥寥无几，毛泽东诗词版本的出版也随之骤减。从1980年到1989年，全国只出版了20余种，然而虽少却精。1983年1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鲁歌著的《毛泽东诗词论稿》，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它对毛泽东诗词的艺术表现、创作方法、古为今用、修辞语言等方面的成就作了恰如其分的叙述。1986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本书收入毛泽东1918年至1965年间创作的诗词50首，它首次以作者生前是否校订定稿为标准，将毛泽东诗词分为正编和副编。正编收42首，其中39首是毛泽东生前手定发表的，３首是毛泽东逝世后正式发表的。副编收8首，是毛泽东写成后不准备发表，但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作品。这种独特的编排体例为以后相继出版的各种版本所仿效。书中对一些诗词的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对写作背景、诗词中的本事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特别是采用了不少作者的自注，这对读者深入理解毛泽东诗词极有帮助。本书的出版，大大扩展了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范围。1987年10月，春秋出版社出版了张贻玖著的《毛泽东和诗》。这个版本从毛泽东的阅读嗜好、毛泽东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等方面，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关于诗词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1989年10月，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了刘济昆著的《毛泽东诗词演义》。作者以毛泽东的38首诗词为引子，评说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出版后成为香港及东南亚一带的热门书。

90年代，适逢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各地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毛泽东热"，新的毛泽东诗词注解本如雨后春笋，涌现了大批个人著述，平均每年约有10余种新版本面世。许多版本力求注释详尽、准确，从多角度、新视点鉴赏、研究毛泽东诗词，也不局限于对诗词思想内容的诠释，分别从美学、史话、语言、格律等方面进行鉴赏和研究，更多地融入了著者个人的思考与见解，呈现出注释科学化、鉴赏多样化、研究专题化的发展态势。比较有代表性的版本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毛泽东诗词鉴赏》（臧克家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毛泽东诗词史诗论》（马连礼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版《毛泽东诗词十美》（刘汉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毛泽东诗词大观》（蔡清富、黄辉映编著）、武汉出版社1993年7月版《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胡忆肖等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诗国盟主毛泽东》（胡为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等。《毛泽东诗词集》是《毛泽东诗词选》的增订本，它在《毛泽东诗词选》的基础上增收17首，其中9首是第一次发表，并对原书的注释作了一些增补，对原注中的某些讹误作了订正。该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毛泽东诗词的整体面貌，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为深化毛泽东诗词研究提供了权威依据。这个增订本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诗词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另外，这一时期，有的学者开始着手毛泽东诗词版本方面的研究。例如，武汉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了何联华著的《毛泽东诗词新探》，书中专辟一节《毛泽东诗词版本琐谈》，对毛泽东诗词版本的种类划分、主要版本的特点以及对新版本的希望和建议，作了富有见地的阐述和思考。

二、手迹本、谱曲本、字帖刻印本和索引本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书法家。他初练魏碑，酷爱二王，遍览王铎、张旭、怀素等草书，心追手摩，吸收传统书法精华，形成了气度恢弘、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字里行间折射出一种盖世无双的领袖风范，令人叹为观止。毛泽东对自己创作的许多诗词，曾先后书写过多次，其中有些是正式发表以前书写的，文字与发表后略有出入，通过手迹与正式发表的诗词相对照、比较，可从中探寻毛泽东诗词的修改情况和创作思路。

毛泽东诗词手迹本，既有多首诗词手迹的汇集本，也有单篇诗词手迹，还有可供张贴在门框上的诗句联手迹，包括成册出版和以单页、裱装、石刻拓片等形式出版的版本。手迹本最早是以单页形式问世的。1965年11月，文物出版社首次分套印行了《七律·长征》等十首诗词手迹的32开单页。1966年至1970年，毛泽东诗词手迹单页大量印行，这4年共印制发行129种。发行量较大的手迹主要是《浪淘沙·北戴河》、《七律·送瘟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忆秦娥·娄山关》、《蝶恋花·答李淑一》、《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长沙》、《沁园春·雪》、《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六盘山》、《清平乐·蒋桂战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采桑子·重阳》等。印制这些手迹的出版社主要是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东方红书画社、荣宝斋等。"文革"期间印制较为精美的毛泽东诗词手迹，是1972年荣宝斋出版的绫裱横幅《七律·长征》，为木刻水印，当时售价54元。同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东方红画店出版纸裱卷轴《菩萨蛮·黄鹤楼》等，字体分别采用红、黑两种颜色印刷。

毛泽东诗词手迹汇集本的主要版本有,上海东方红书画社1966年9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上海书画社1971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文物出版社1973年12月编辑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收入诗词手迹15件，与上海书画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手稿十五首》内容完全相同；文物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续编）》，收入诗词手迹18件；北京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选集·自作诗词卷》，收入诗词34首、手迹73件，另收入作者对诗词的自注手迹。收入诗词手迹最多的，当属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线装书局1997年9月出版的线装宣纸本《毛泽东诗词手迹》。本书由江泽民题写书名，收入诗词46首、手迹112件，其中多数是书法作品，少量是手稿，有的留下了个别笔误，绝大部分是中央档案馆的馆藏珍品，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本书照手迹原件影印，保存了手迹的原貌和风格，具有很高的文献、鉴赏和收藏价值。

自从毛泽东诗词正式发表以来，全国许多音乐工作者在不断学习、领会毛泽东诗词的同时，深为诗词中的宏伟气魄、深邃意境和博大情怀所鼓舞，萌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他们采用各种表现手法，将毛泽东诗词谱成大量歌曲，广为传唱。这种用歌曲来宣传、普及毛泽东诗词的形式，深受人们的喜爱。多年来，为毛泽东诗词谱曲，成为中国当代声乐作品创作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演唱毛泽东诗词，成为音乐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保留节目。

随着毛泽东诗词歌曲的传唱，一些优秀作品不胫而走，深入人心。如彦克、吕远的《七律·长征》、沈亚威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等一批名曲，被视为中国声乐艺术的珍品。同一首诗词，不同的作曲家往往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谱成不同的歌曲。如《七律·长征》分别由劫夫、傅庚辰、晓河等作曲家谱写成十多首歌曲，一词多曲，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在创作形式上，有简谱本，也有五线谱本，有短小精悍的齐唱、独唱、小合唱作品，也有较长的混声合唱、大型交响组歌、进行曲作品。除创作歌曲外，数十年间还涌现出许多运用传统戏曲、曲艺音调或音乐素材谱写的作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唱段精选》一书，收录了用京剧、豫剧、评弹、昆曲、湘剧、河北梆子、湖南花鼓戏等14种戏曲、曲艺形式谱写的作品50余首，这些作品以其独有的声腔、韵律、结构、程式，结合一些必要的现代作曲技法，与毛泽东的古典诗词显得十分和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

在众多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中，劫夫的作品最多，影响也最大。据统计，劫夫为毛泽东的三十七首诗词谱写的歌曲多达43首。一些地方还出版了劫夫谱曲的诗词歌曲专集，如长沙市文化馆1967年5月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歌》，北京出版社1967年11月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歌曲集》等。其他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著名作曲家还有贺绿汀、郑律成、瞿希贤、李焕之等。在诗词歌曲创作中，也有一些作品是由非专业作者作曲的，如北京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所收入的12首诗词歌曲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在李焕之的指导下集体创作完成的。较早的谱曲本，是1959年9月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歌曲选》，收入诗词歌曲24首。在此之前，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非正式地编印过油印谱曲本。为了满足群众学习、传唱毛泽东诗词的要求，有的报刊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歌曲专刊或专辑。如《解放军歌曲》编辑部于1968年9月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诗词歌曲专辑》（1968年第7、8、9期合刊），收入诗词歌曲64首。1976年1月，毛泽东词二首发表后，人民音乐出版社于当年2月出版了由中央乐团集体创作的《为毛主席词二首谱曲》。收入诗词歌曲最多的谱曲本，是林光璇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毛泽东诗词歌曲选》，该书收入的诗词歌曲达150首。

毛泽东诗词谱曲本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1967年5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歌曲选》、1975年11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大合唱》、1994年5月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歌曲选集》等。从50年代至今，毛泽东诗词谱曲本共出版了70余种。

60年代初，一些书法家为了使人们在习练书法的同时，兼学毛泽东诗词，出版了以书法形式传播毛泽东诗词的字帖本，这是另一种具有浓厚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版本。它融实用性、艺术性于一体，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所喜爱。许多书写者将书写毛泽东诗词作为实现自己艺术价值的一种重要途径。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主要是毛笔书法字帖，以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魏碑等字体为主，开本相对较大，从6开到20开不等。书写者多为书界名家，如沈钧儒、郭沫若、费新我等。最早的字帖本，是由沈钧儒书写、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年12月出版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这是沈钧儒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书写的，用行书书写了21首毛泽东诗词。1973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75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费新我书写的《毛主席诗词行书字帖》。从70年代末起，有的篆刻家尝试着用篆刻形式来表现毛泽东诗词。上海书画社于1979年9月出版了韩登安等篆刻的《毛主席诗词刻石》，收入诗词42首。1980年，外文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周哲文篆刻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三首印谱》。这本印谱是当代篆刻家周哲文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43首毛泽东诗词逐首逐句镌刻而成，收录刻印563方，方寸之间，变化无穷，气象万千，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90年代，更多的著名书法家加入了书写毛泽东诗词的行列。199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赵朴初、启功主编的《当代著名书法家手书毛泽东诗词》。该书收入赵朴初、启功、王学仲、沙孟海、柳倩、沈尹默等43位当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102件。此间，硬笔书法字帖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版本一般为32开或16开，如1990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池继林书写的《毛泽东诗词选钢笔正楷、行书字帖》，1992年9月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了袁强等书写的《毛泽东诗词名家三体钢笔字帖》等。迄今为止，全国出版的各种字帖本、刻印本计有80余种。

毛泽东诗词版本的索引本，是一种汇编毛泽东诗词有关研究资料的版本。它虽然没有直接收入毛泽东诗词，但反映了历年来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变化、发展情况及其成果，是毛泽东诗词研究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资料性。六十年代，一些大专院校中文系为了教学的需要，开始编印毛泽东诗词研究的索引，将有关毛泽东诗词的专著、单篇论文等相关资料汇集成册。如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64年5月编印的《毛主席诗词学习资料索引》，汇集了1957年1月至1964年4月讲解、赏析毛泽东诗词的专著、专文和其他有关资料，分《关于诗的一封信》、《主席诗词版本》、《主席诗词笺注》、《主席诗词分首注释》、《主席诗词谱曲》、《主席诗词在国外》和《其他》八个部分，书末附有《主席诗词资料汇编和索引》。1995年5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了施金炎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书中除收录选集、单行本、专题汇编、语录本、合编本外，还收录了各种毛泽东诗词版本计320余种。1999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编的《毛泽东诗词书目提要》，收录1957年至2000年间国内外500多家出版社和单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版本1048种。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各种索引本计有10余种，国外没有出版这类版本。

三、外文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和对照文版

毛泽东诗词除汉文版外，还有外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对照文版和盲文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和盲文版的数量不多，前者计有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朝鲜文、哈萨克新文字和维吾尔新文字等13种，后者仅有5种。下面着重介绍外文版和对照文版。

最早把毛泽东诗词译成外文传播到国外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他是以编辑在书籍中的形式介绍的。1937年，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由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西方世界披露了毛泽东著名的诗作《长征》。此后，1949年，美国著名诗人、传记作家、中国诗歌研究家罗伯特·佩恩英译了毛泽东的《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正式向西方世界介绍毛泽东诗词。五十年代初期，苏联开始翻译和发表毛泽东诗词，最早译成俄文的作品也是《长征》，载1950年《星》杂志第1期、1950年《国境线上》第5期，随后分别收入1950年列宁格勒出版的《诗选》、1951年出版的《和平阵线》、1952年出版的《中国和朝鲜当代诗人》、1953年列宁格勒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亚洲星空》等书。1957年第5期《青春》译载了毛泽东的五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1957年4月27日，苏联《文学报》第一版发表毛泽东的四首词和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的信，这四首词是由苏联诗人阿谢耶夫、马尔夏克和苏尔科夫三人译成俄文的，由费德林加以注释。1953年，日本出版《人间毛泽东》一书，收入福本和夫写的《天衣无缝的书和诗》，该文介绍了毛泽东的诗词。1957年，波兰《新文化》周刊第十四期用第一版一整版和第二版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波译本，影印刊出了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的信的首页原文并附全部译文。1966年7月，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月刊《十一月》译载了毛泽东的四首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到韶山》、《七律·冬云》。

1957年，国内结集发表和出版毛泽东诗词之后，国外有20多个国家出版了毛泽东诗词，使毛泽东诗词在世界较大范围出版和传播。这些国家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巴基斯坦、叙利亚、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苏联、冰岛、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勒伐克、阿根廷等。国外出版的译本有从中文直译的，也有从英文或其他文本转译的，计有英、俄、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拉丁、希腊、荷兰、丹麦、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楚瓦什、哈卡斯、雅库梯、爱沙尼亚、乌克兰、奥塞梯、布里亚特、巴什基尼亚、匈、阿尔巴尼亚、吉尔吉斯、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捷克、波兰、世界语、日、朝、越、泰、巴基斯坦、乌尔都、印地、印尼、阿拉伯等40多种文字。

在各种外文译本中，最早的是1957年苏联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由著名汉学家费德林与艾德林合作翻译。同年，苏联《真理报》社也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诗词》，印数达15万册。至1958年，先后有苏联、捷克斯勒伐克、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其中苏联在这一年以吉尔吉斯文、楚瓦什文、乌兹别克3种民族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诗词》，次年以哈卡斯文出版，1961年又以格鲁吉亚文出版。此外，在苏联出版的出版单位和出版年月不详的毛泽东诗词集还有雅库梯文、爱沙尼亚文、乌克兰文、奥塞梯文、布里亚特文、巴斯基尼亚文等，共计12种文字。195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播种出版社出版汉学家山多尔等编译的《毛泽东诗词二十一首》，这是第一本毛泽东诗词的匈译本。

60年代，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5年出版了美籍华裔历史学教授陈志让的专著《毛和中国革命》，选入陈志让与美国学者迈克尔·布洛克合译的《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并附有二人合撰的《毛诗导论》一文。同年，法国汉学功底深厚的大学者、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戴密微翻译的《毛泽东的十首诗》在巴黎出版，他的译本被西方奉为典范。1965年，东京文艺春秋社出版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的《毛泽东：他的诗与人生》，1977年再版。该书结合中国诗史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注释部分用十分通俗的语言，引经据典，逐字逐句地进行了比较准确的解释，是一部读者无须查找其他参考书就能看懂并感到亲切的诗人毛泽东传，也是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一部代表作。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1993年7月将此书译成中文，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题名《诗人毛泽东》。1969年，法国莱尔纳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布罗索勒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大全》，共译毛泽东诗词38首，这是一本迄今收入毛泽东诗词最多的法译本。书中的注释参考了我国著名学者周振甫的专著《毛主席诗词浅释》中的有关内容，书前有译者撰写的长篇导论，论述了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从70年代起，毛泽东的许多诗词被陆续译成冰岛文在冰岛公开发表。其中格维兹门迪尔和约翰内森的译作较为知名，特别是格维兹门迪尔，他曾在七十年代中期用整整三年业余时间把当时中国正式发表的39首毛泽东诗词全部译成冰岛文，并在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自费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诗词专集。1972年4月，意大利两家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37首诗词的两个意大利文译本，一个是意大利最大的出版社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的，由西诺洛圭·约阿基姆·斯基从德文译本译成意大利文；另一个是意大利牛顿·康普顿出版社出版的，由意大利诗人吉罗拉莫·曼库索直接从中文译成意大利文，译本在意大利文的前面刊印了中文原著。从1957年到1972年，意大利有11家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37首诗词的全部或部分意大利译文本。1972年8月，美籍华裔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聂华苓与其丈夫、美国学者保罗· 安格尔合译的《毛泽东诗词》，由纽约西蒙与舒斯特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在西方很有影响，1973年被转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1978年，南斯拉夫在一年之内，也以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三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诗词有外国学者翻译的，也有中国学者翻译的，有国外出版的译本，也有国内出版的译本，比较而言，国外出版的译本多于国内出版的译本。国内的译本主要是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建国以来，外文出版社以各种文字出版的译本达30多种。国内发表最早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文，是北京英文刊物《中国文学》1958年第3期上刊载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这18首诗词是《中国文学》主编叶君健与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根据1957年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的18首合译的，英文专家安德鲁·波义德协助为译文润色，并以波义德的名义发表。

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在英译《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基础上，又增译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英译单行本《毛泽东诗词》（19首）。六十年代，国内专门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这个小组由文学界、翻译界学贯中西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对毛泽东诗词旧译文进行全面修订或重译，并翻译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他们广泛征求意见，前后数易其稿，1976年5月1日由外文出版社用小8开特种精装甲种本、小8开特种精装乙种本、28开精装本、28开平装本、50开袖珍本5种版式出版了新译本《毛泽东诗词》（39首）。这个新译本堪称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也事实上成为外文出版社接着出版的法、德、日、西、意和世界语等10多种译本的蓝本，是迄今较为权威的毛泽东诗词译本。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译本除作者的自注外，没有译者的注释。此外，吴翔林、许渊冲、黄龙等中国学者也相继翻译出版了各自翻译的译本，各具特色。

在众多外文译本中，英译本种类最多，约有30种，法译本和日译本次之，分别有10种左右。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的大量出版，将毛泽东诗词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毛泽东作为一位20世纪的东方诗人享誉全球。

1967年1月，《毛主席诗词》被译成蒙古、藏、朝鲜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诗词对照文版，是为便于读者学习语言而出版的一种版本，计有21种。有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对照，有汉文与外文对照，采取双单页两种语言对照的方式排印。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对照的版本都是国内出版的，汉文与外文对照的版本既有国内出版的，也有国外出版的。英汉对照本多于其他文字对照本。国外出版的对照文版，主要是越南、朝鲜等东南亚国家出版的。较早的对照文版，是越南河内文化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越汉对照本《毛主席诗词》，由黄中通、南真合译，越文是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翻译的。国内出版的对照文版主要有：1960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韦光华注释的俄汉对照本《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收入诗词18首；197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对照本《毛泽东诗词》，收入诗词39首；1992年3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赵甄陶翻译的英汉对照本《毛泽东诗词》，收入诗词42首；1993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辜正坤译注的英汉对照本《毛泽东诗词》，收入诗词49首；1999年3月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对照本《毛泽东诗词》，收入诗词39首。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3年第3期）